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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扬三世苦笑。这就是1780年代的荷兰：输掉了外部战争，内部争吵如何分配失败的成本。爱国者党（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）想要美国式的民主改革；奥兰治派（传统贵族、部分农民、保守加尔文主义者）支持世袭的执政威廉五世，认为只有强大中央权力能恢复秩序。

    而真正的权力——金钱——正在悄悄溜走。扬三世这周已经处理了三笔资产转移：家族信托基金把最后一部分荷兰国债折价出售（损失百分之七十），将资金转移到汉堡的银行；两家长期合作的商行宣布把总部迁往伦敦；连阿姆斯特丹交易所最古老的交易员都在考虑退休后搬去瑞士。

    “你在想什么？”索菲亚问。

    “在想曾祖父老威廉，”扬三世说，“他在莱顿围城时，至少知道敌人是谁：西班牙人，在城外。我们的敌人在哪里？英国人？法国人？还是……我们自己？”

    索菲亚沉默片刻，然后说：“我在整理伏尔泰先生的遗稿时，发现他一段未发表的笔记。他说：‘荷兰人发明了现代商业，但忘记了商业需要信任；发明了宗教宽容，但忘记了宽容需要共识；发明了共和国，但忘记了共和国需要公民。’”

    “尖锐。”

    “但准确。我们变成了……账本上的民族。一切都可以计算、交易、量化。甚至忠诚，甚至原则，甚至自由。”索菲亚指向窗外的对峙人群，“现在账本破产了，我们不知道除了计算还能做什么。”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扬三世在家族账本上记录：

    “1784年，《巴黎和约》签署。第四次英荷战争结束。我们失去了殖民地、舰队、尊严，还有……国家的共识。

    爱国者党和奥兰治派在街头对峙，就像两个穷人在争夺一件破外套——外套已经遮不住寒冷，但他们只有这件。

    信托基金完成了资产转移。不是不爱国，是务实：如果国家沉没，至少家族能幸存。这是范德维尔德家族一百五十年的智慧：在风暴来临前调整船帆。

    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。不是为失去的财富或权力，是为失去的可能性：荷兰曾经可以成为不同的国家——商业但不贪婪，务实但不庸俗，自由但不混乱。现在它只是……又一个衰落的帝国，内部争吵着如何分配残骸。

    威廉六世还在战俘营。希望他回来时，荷兰还有值得回归的家园。”

    三、法国人的礼物

    1795年1月，海牙

    安娜·范德维尔德-德弗里斯（第五代，索菲亚的女儿，爱国者党律师的妻子）站在海牙议会大厦的台阶上，看着法国革命军列队进入城市，心情复杂得像一杯没调匀的鸡尾酒：三分希望，三分恐惧，三分困惑，还有一分她不愿承认的羞耻。

    法国人是“应邀”来的。更准确地说，是爱国者党流亡者（包括她丈夫）在法国组建了“巴达维亚军团”，随法军一同返回，要“解放荷兰，建立真正的共和国”。但解放者穿着外国军服，骑着外国马匹，说着外国语言。

    法军指挥官皮什格鲁将军宣布：“荷兰人民，我们带来了自由、平等、博爱！暴政的象征——奥兰治家族——已经被驱逐！巴达维亚共和国今天成立！”

    人群的反应分裂。一些人欢呼，挥舞着三色帽；一些人沉默，眼神警惕；还有一些人——主要是奥兰治派——已经逃离城市，或者躲在家里。

    安娜的丈夫约翰尼斯从法军队伍中跑过来，拥抱她：“我们成功了！旧共和国结束了，新共和国诞生了！”

    “以法国刺刀为助产士？”安娜忍不住问。

    约翰尼斯脸色一沉：“有时候新生儿需要帮助。而且，这是荷兰人自己的革命——我们爱国者党领导的，法国只是……提供了便利。”

    “便利，”安娜重复，“就像曾祖父时代，法国人‘提供便利’入侵我们，引发了灾难年。现在他们‘提供便利’解放我们。”

    “这次不同，”约翰尼斯坚持，“这次是理念的胜利。自由！平等！你不相信这些吗？”

    安娜相信。她在母亲索菲亚的沙龙里长大，阅读卢梭、孟德斯鸠、伏尔泰。但她也在家族账本里读过历史：理念很美，但实施理念需要成本，而成本往往由普通人支付。

    她望向街道。法军士兵正在议会大厦升起法国三色旗和新的巴达维亚共和国旗帜——相似但不相同，像学生模仿老师但没完全学会。

    一个年轻法军士兵——可能不超过十八岁——用生硬的荷兰语对一个老妇人说：“夫人，您自由了！”

    老妇人提着一篮土豆，茫然地看着他：“自由了？那土豆价格会降吗？”

    士兵困惑地转向翻译。安娜走过去，用流利的法语说：“她问食物价格会不会下降。”

    “哦，”士兵笑了，“共和国会解决一切！”

    但共和国首先需要钱。安娜后来得知，法国“解放”荷兰的条件包括：荷兰支付一亿荷兰盾的“解放费用”；提供两万五千名士兵给法国军队；开放所有港口给法国船只。

    “这就是自由的代价？”她在家庭聚会上问。

    聚会很冷清。威廉六世（刚从战俘营释放，现在退役）来了，但沉默寡言。扬三世病重卧床。只有索菲亚——七十四岁，依然敏锐——主持着讨论。

    “代价总是要付的，”索菲亚说，“区别是谁来付，付给谁。以前我们付钱给自己腐败的官员和无能的将军，现在付给法国人和我们自己的理想主义者。也许后者更有效率。”

    威廉六世终于开口：“我在英国战俘营时，和一个法国战俘聊天——他是保王党，反对革命。他说：‘革命就像砍树，你厌倦了树上的烂果子，所以砍倒整棵树。但然后你需要等很多年，新树才能长大结果，期间你可能饿死。’”

    “诗意，”索菲亚说，“但不准确。荷兰这棵老树确实有病，但也许可以治疗，而不是砍倒。”

    “治疗需要时间和金钱，”扬三世的声音从卧室传来，虚弱但清晰，“而我们两样都没有。”

    四、最后的账目

    1795年3月，阿姆斯特丹老宅

    扬三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。医生诊断是“衰老和失望的综合症”，他觉得这诊断很荷兰：连死亡都可以归因于经济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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